在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诞辰110周年之际，该国刚刚选举出极右翼新总统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其公开赞扬皮诺切特的政治遗产。与此同时，一部通过音乐视角揭露独裁时期（1973-1990）政治监禁残酷与温存的新著悄然问世。
作者卡蒂亚·乔尔尼克博士成长于智利流亡家庭，其父母曾在皮诺切特政权下遭受政治拘留与流放。直至1990年代，少年时期重返故土的她，才真正直面那段黑暗历史——她的父母曾被关押在圣地亚哥两大酷刑中心“性感盲眼”与“迪斯科舞厅”，在那里，囚徒不仅遭受性暴力，更被迫长时间聆听极高音量的音乐。
作为剑桥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乔尔尼克历时多年访谈了数十位幸存者、前狱警乃至已定罪的政权高阶参与者。2015年，她在圣地亚哥发起“囚歌”项目，系统收集并研究那段历史中的音乐记忆。
幸存者的声音：生死边缘的音乐回响
1975年，音乐教师兼钢琴家安娜·玛丽亚·希门尼斯被捕，送至圣地亚哥维拉·格里马尔迪酷刑拘留中心。她向乔尔尼克回忆：“那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折磨——即使未受刑，你也被迫聆听他人受刑时的惨叫，而背景中始终轰鸣着音乐。”其中最常播放的歌曲之一是意法歌手达莉达的《风流公子吉吉》，歌词讲述浪荡子吉吉的故事。狱卒常在此曲震耳欲聋的伴奏下行刑，甚至戏谑：“吉吉来宠幸你了！”乔尔尼克进一步揭示，歌曲标题中的“吉吉”在俚语中暗指电刑装置，暴露出更深层的残忍意图。
然而，音乐亦是抵抗与慰藉的武器。希门尼斯曾为一名受刑后隔离的狱友轻声吟唱阿根廷歌手梅塞德斯·索萨的《不死桑巴》，直至全体囚犯潸然泪下。狱警厉声禁止她“传播政治小调”，希门尼斯拒不服从，被罚在雨中彻夜站立。后来她得知，她的歌声成了那位狱友临终前最后的陪伴。在另一座营地，她甚至组织起囚犯合唱团；四十年后，她重建了这支合唱团，其故事在书中缓缓展开。
囚徒路易斯·西富恩特斯被关押在国家体育场时，通过秘密收音机听到卡特·史蒂文斯的《晨光初照》。歌声赋予他面对拷问的勇气：“这首歌让我感到安宁。”而在智利南部由纳粹余孽建立的“尊严殖民地”酷刑营中，一对年轻夫妇卡门·埃斯皮诺萨与塞萨尔·蒙蒂埃尔，总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看守对着吟唱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情歌《肤浅之爱》。这首对他们别有意义的旧曲，成了残酷环境中一丝青春的微光。
然而，音乐有时亦折射出荒诞与冲突。1975年，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本人在瓦尔帕莱索监狱试图演出，却因遭遇囚犯嘘声而被迫离场。这段被掩埋的插曲，在乔尔尼克的考证下重现于世。
多重记忆：受难者、家属与施害者
乔尔尼克的探索超越了幸存者范畴。玛利亚·费多拉·佩尼亚讲述其父——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豪尔赫·佩尼亚·亨在拉塞雷纳监狱中用烧焦的火柴梗于纸片上谱写旋律的往事。1973年10月，这位音乐家在“死亡车队”的枪口下遇害，那片残谱成为他“在虚无中歌颂生命”的绝笔。
而在圣地亚哥旁的蓬塔佩科监狱，乔尔尼克见到了因谋杀与强迫失踪罪入狱的前秘密警察指挥官阿尔瓦罗·科尔瓦兰。这位曾掌管博尔戈尼奥营酷刑中心的施害者，亦是位活跃的唱作人，甚至在狱中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作品。他回避谈论过往，却透露手中吉他来自阿根廷独裁者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的赠礼。乔尔尼克指出，此细节暗示其可能涉入由美国中情局支持的跨国迫害计划“秃鹰行动”——今年正值该计划成立五十周年。
“音乐曾是暴力的一部分，施害者的艺术才能绝不减其罪行之重，”乔尔尼克强调，“我坚决反对以‘人性侧面’为由予以赦免的论调。”
以记忆叩问未来
这部历时十载的著作，源于乔尔尼克“此刻不记，永无机会”的紧迫感。许多见证者已逝，但她成功留存了那些即将消逝的声音。2015年，她创建的“囚歌”数字档案馆，收录了皮诺切特时期168份音乐见证，并正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将相关材料引入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公民教育课堂。
智利前总统、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为本书作序写道：“这项工作不仅是智利深化历史认知、坚守正义与人权的利器，其意义更超越国界……当我们望向未来，当从那些以乐符抵抗压迫的勇气与创造力中汲取力量。他们的故事印证了：艺术与人性之光，终能刺透最深的黑暗。”
